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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和绿灯让都市里的人日趋紧张和焦灼。至少，它们是磨损心灵安静的事物之一。
现在，我站在中轴路和黄寺大街的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此时，我心无旁鹜，神情专注。红灯结束的瞬间，黄灯闪闪。我听见汽车急刹车的声音，我看见三个人冲到了我的前头。我们没有时间犹豫，红灯和绿灯以秒计数，偶尔他顾，绿灯即刻变成了红灯。我们常常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把目光投注在红灯和绿灯上。我们会小跑，以为能赶上红灯变绿灯的那一秒，或者能抢在绿灯变红灯之前把自己送到马路的另一边。事实证明，我们的奔跑大多是徒劳。我们喘着粗气，汗湿衣襟，抢到的还是一个等待。
在我前头的三个人都长得很漂亮，她们着一样的服装，红底蓝花的上衣，黑色棉质的七分裤。她们的着装泄露了她们的身份。要么是“金院”，要么是“湘鄂情”，两个饭店我都进去过，但时间模糊了我的记忆，我很难分辨出这样服装的服务员究竟属于哪一家。两个饭店开在一个楼里，打架的那天我坐在车里目睹了很多血。就是在这个路口，我坐在车里等待绿灯，看见有人挥舞铁棍，看见有人躺在地上双手抱头。三个很漂亮的服务员，让我在绿灯的空隙有些微的轻盈。我紧跟着她们，放肆地盯着她们身体的后面，无畏地倾听她们的交谈，无私地虚构她们的隐秘。她们停在装满葡萄的平板车前，一人拿起一串葡萄，我快步走过，迅速一瞥她们的脸，看见风吹动了她们的头发。
过地下通道的时候，吉他和歌声让我觉得这个下午很遥远。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和观众。他作秀的表情让我反感。我不明白，他为何非要弄出那样一副欲仙欲死的表情。他的歌其实很好听。他的吉他弹得也不坏。可是他的表情破坏了这个下午，破坏了这个地下通道。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先进“文圣书店”。这个下午我没有打算要出来，更没打算进书店。我突然起了一个出来的念头，是因为我觉得应该缓和一下和妻子的敌意。如果要探寻究竟，与妻子的敌意应当可以与红灯绿灯并列，同样让人日趋紧张和焦灼，同样是磨损心灵安静的事物。
我和妻一向相安无事，尽管有时我会莫名地发火，但整体来说，妻能容忍我脾气暴躁这个缺点。女儿出生以来，我们红脸的时间已经比以前少了很多，妻因此更能原谅我先前的坏脾气，觉得我先前那些莫名的火完全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孩子。我本人也觉得欣慰：我终于改变了我自己。可是那天，我又一次旧病复发。我对妻说了很难听的粗话，这粗话甚至涉及到妻的父母——我那无辜的岳父和岳母。我还向着妻恶狠狠地扬起了巴掌，我说我要抽她。当然，我没有抽妻，我的巴掌在半空中停住，仿佛抓住了突然吹过来的一阵风。很可能是妻常说的一句话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你可以发火，但你绝不能动手，一旦动手，你后悔就晚了。妻的话很有些威胁的意味，但确实有效。每每到了理智快要崩溃的最后关头，我在意识深处残忍地摁住了自己的手。
现在，我必须要进“文圣书店”。从地下通道出来时，我已经心如磐石。我确信书店的女人们早就忘了我。书店的售货员都是女人，很年轻很解人意的那种女人，尽管有时我会对她们絮絮叨叨地推荐一些她们自认为我应该要买的书的行为略微产生反感。我先前的犹豫来源于我的不安，类似愧疚一类的感情。一个月之前，我在这里订了一套书，她们承诺给我找，让我一个礼拜后过来取书。我没有过来，第二天我在别处买了那套书。我的不安，或者说愧疚，就是针对这个。这一个月里我一直不敢踏进这个书店，不敢看见那套我订下却又毁约如今只好无奈地晾在柜台上的书，不敢面对那几个很年轻很解人意的女人。一个人必定要为他的失信付出代价，但是此刻，我要轻而易举地让这种代价消于无形：但愿她们真的忘记了我，或者但愿那套书已经售出。
我并非要买书，我转了一圈就出来了，沿黄寺大街一直往东走。我看见很多人站在街边，这边和那边，这边人少，那边人多。我觉得又在打架。我已经习惯了在街上看到有人打架。昨天傍晚，我和妻，牵着女儿，就在黄寺大街上看到了打架。我们远远地看着，看到有人拿铁棍打破了一家五金店的玻璃门。我们还看到一群人按住了拿铁棍的人，用椅子和凳子砸在那个人的头上，用皮鞋踩在那个人的身上。也有很多人站在街边。后来，一辆警车停在路边，一些人从警车里边出来，一些人又被拖到警车里边。我习惯了远远地看，或者快步地走过。比如现在，我想快步地走过。有人叫住了我，他叫我哥们，他手里拿着对讲机。他说，哥们，麻烦让一让，我们拍电影。哦，不是打架，是拍电影。我加紧了步子，迎面看到男演员走了过来。一个很面熟的青年演员，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和他演过的角色。如果在屏幕上见到，我很有可能是能叫出他的名字的，但现在，在真实的阳光底下，在真实的风里，在真实的黄寺大街上，我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我频频回头，看青年演员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服装店里，就再也看不到了。
又是一个红绿灯，又是一个等待。
过了这个红绿灯，将是我今天下午出来最终的目的地。睡完午觉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是那种充足睡眠之后的舒服。身体的舒服导致心灵的博大：我觉得应该对妻子有所表示。我对妻说，我给你去取眼镜，你把单子给我。看得出来，妻有些意外。取眼镜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几天，妻不去取，我也从来没说过要帮她去取。妻自己不去，我认为她一直在等着我的这句话，但她一定没有料到我会在这个时候讲出来。我一直不和她说话，她也一直不和我说话。没有任何的铺垫与过渡，如此直接如此干脆，这是她觉得意外的原因。
进眼镜店的时候，没有人给我端茶。配眼镜的那天，我们站在柜台前面的时候，茶就上来了。现在，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有些不满：钱收了，茶就没有了。我的不满泄露在我生硬的语气中取眼镜。我的不满还表现在取到眼镜之后：怎么没有发票?我明知道开了发票也无处报销，但我仅仅只是表达我的不满。没有人在乎我的不满，眼镜很从容地给了我，发票很从容地给了我，出门的时候，笑意盈盈地说：欢迎再来。
不如上次配眼镜的时候，她们一直送我们出门，不是一个“欢迎再来”，而是两个，或者三个。她们那个时刻表现出来的热情麻醉了我们。我没有看到自行车过来，抱着女儿的妻也没有看到自行车过来。自行车急刹车的时候，妻和女儿已经倒在马路上。女儿大哭的时候，我看到妻和骑自行车的人已经在争吵。我扯住了妻，骑自行车的人扬长而去。我说那句粗话并要抽妻的时候，骑自行车的人已经无影无踪。事后，我想，如果他还在我的视线里，我会上去和他拼命。他跑得多么快，似乎知道我会反悔。
我已经知道，我还会去书店，“现代书店”。我进去的时候，卖书的女人喝住了我，沿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存包的木柜。我拒绝了她，丢了你负责?她看了看我塑料袋里的眼镜，那你拿着吧。我提着给妻取的新配好的眼镜，走到书架前。我很庆幸，这里有我想要的书：《帕斯卡·尔思想录》、《罗素回忆录》、《十八训导书》，《非此即彼》、《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本雅明文选》。付钱的时候，我已经预备承受妻的数落：小小的家几无容身之地，书置何方?况且她一直觉得我此次出来只有一件事：取眼镜。
我还要买一本。这在我去时的路上已经看好了。在“文圣书店”。去时没有买，是因为那时确实没想要买，回时定要买，是因为此时确实想要买：《闲情偶拾》(韦尔乔／图，人邻／文)。我看中了封面书边上的六个词：幽梦、流逝、美好、咀嚼、钟声、羁旅。我更看中了书里边那些画在“公挂医院收费凭单”、“病程记录”、“公费化验报告单”、“公挂X射线检查报告单”上的人，那些无一例外的着长衫的人。我还看中了那些诸如“我无力成为／可以不断的风景”，“我需要能静静地按住荒草的／时间”，“凌乱是一个极端的词，但是它隐含着美，和另一种更高的秩序”等等类似的文字。
“文圣书店”的女人们如此年轻又如此解得人意，她们翻看了我在“现代书店”买的书，笑意盈盈地说，以后需要书，打个电话，我们可以给你找。她们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的主人显然是个男人：张闻圣。
过地下通道的时候，他还在歌唱，他还在弹吉他。他的歌其实很好听。他的吉他弹得也不坏。只是他的表情还是在作秀，秀得依然让人反感。过了地下通道，我又站在红灯和绿灯交叉变换的十字路口，我已经想好了，我要为《闲情偶拾》写个文字：就叫它《着长衫的人》吧。我或许就是那个着长衫的人，在妻和孩子被人撞倒在地之后，无力也无心，去愤怒，去拼命，白白捡得妻的一个评语：没有男人的样子。并在恼羞之后，于长衫底下鼓起针样的蒺藜，用粗语和见风而止的巴掌讨一些似是而非的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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