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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命运 |
| 作者：余日成 文章来源：未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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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是个说不清、道不明、混沌而神秘的怪物。千百年来，人们企图探究命运以预知、控扼命运，到头来却仍是茫茫然不知所向，最终只是对天感叹一番而已。
原始人大概并无命运一说，那时彼此境遇相同，倘说有所分别就唯有体力的强弱差异。命运之说，应是源于人间贫富、贵贱的分化。贫贱者瞧着富贵者的逍遥自在，想着自身的辛劳寒苦，难免要寻找个原因。富贵者则谆谆告诫：“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此说来，命运是一种定数，是老天为每个人一生的境遇所做的详细安排；作出安排的依据是各个人前生的行为表现。
于是，有人天生就该拥有玉袍蟒带、雕梁画栋、美酒佳肴、三妻四妾，有人天生注定要衣不敝体、食不裹腹、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既是老天所赐，自然是一生勤奋、惮心竭力者徒劳无功，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者坐享其成。积善行德者，姑且许你个来世翻身；欺男霸女者，权且断你个下辈子报应。这般因果相报，老天似乎很公平。
公平的前提是老天万能：1、世间凡人的一言一行记录得无一缺漏、评判得无一错误；2、每个人前世的善恶行为，要穿插在后世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编织出各人相互交错的报应境况与新一轮的善恶言行，且一世一世不断轮回（这实在是人间任何一台巨型电脑都无法企及的）；3、分条析缕，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体现所有涉及者应得的因果报应。
然而，老天的万能有时颇令人疑惑：比干剖心、屈原投江、文天祥尽节，莫非缘于他们前世作孽；舛纣施暴、安史作乱、袁世凯卖国，难道源于他们前生行善；扬州十日、南京屠城、火烧圆明园竟然是代天巡狩么？
即便老天的万能无可怀疑，其公平却毫无见证。凡人见不着天书，其记录的正误无从查考；一投胎转世，前世的记忆便不留分毫，前生是善是恶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核实？今生受苦倒成了前世作恶的证据，纯粹是因果倒置。
前世之因，后世为果，且隔世不存记忆，何如现世现报让人善恶之果见个清楚明白！可见，要么是老天浑浑噩噩、不明事理，要么是老天暗设关节、存心捣鬼。由这等劳什子一手包办人类命运，岂有公平可言！这“命有定数”自然是天地间第一不合理之事。
说穿了，“命里注定”不过是富贵者的遁词，老天也是他们编造出来愚弄穷人的幻影。人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时难免会去“算命”，可那些“铁嘴”、“半仙”们知道别人的命，却不知道自己的晚饭钱在哪位主顾的口袋里。
“富贵在天”，虽把人间的不平推脱得一干二净，但蒙久了仍不免让人起疑心。于是，颇有几分建树的人们有了另一说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贝多芬的名言“我要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让人津津乐道。以此而论，命运是人生的轨迹，其高低曲直取决于各人自身的抉择，而生存能力是影响抉择的基本因素。说白了，人的贫富贵贱是其个人能力的体现。
你看：刘邦以一亭之长而拥有天下，朱元璋由牧童而称王称帝，包玉刚从一贫如洗到世界船王，比尔-盖茨由一介书生至世界首富。至于昔日的上海滩、香港、旧金山，空手套白狼的主儿，更是多如繁星了。
天定命运说，适于腐朽的贵族。能力命运说，则适于积极进取的冒险家。毫无疑问，由将命运推委于天，到将命运抓回自己手中，这是人类的一大自觉与进步。然而，命运果真与能力对应么？
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留下的是千古绝唱，却潦落至极；曹雪芹才艺卓绝，却穷困而死；岳飞有直捣黄龙之势，却屈死风波亭。反之，李林甫误国误民却是当朝一品，和绅无才无德却官运亨通，李鸿章丧权辱国还红极一时呢。可见，能力与命运是常有出入的。
满人当政，八旗子弟便个个能力非凡，朝廷一散便全都能力尽失了么？
同一个百里奚，在虞国是亡国之臣，只能远遁他乡饭牛为生，一到秦国便能令其富国强兵；同一个韩信，在楚是无名小校，在汉是兵马统帅；同一个刘伯温，在元是一介草民，在明是开国谋臣。可见，人的能力，也是得遇其时、得逢其主方能显现。
人类社会包含诸多领域、诸多方面，需要诸般不同的能力，但世间并非各种能力都均等地直接与财富地位相关。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全才，能力各有偏重。有些人的能力特别适于改善自身的生活境遇，有此则不然。
有经世济时之才，却不会逢迎拍马，只能归隐山林；有发明创造，却不会做牛皮广告，只好留着当玩具。不会拉选票，成不了政客；不懂坑蒙拐骗，成不了暴发户。忠臣常被奸臣害，清官反遭贪官陷。从历史到现实，人们都不难发现：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要发家，也得有歪才。
实际上，一个人有某方面的能力，不一定有适当的环境任其充分地展现；即便有所成就，也未必能及时地为社会所认可。倘若遭到人为压制，就更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千里马困于磨房，与驴有何区别？而庸才当道、歪才使诈，致使奇才无进身之途，自古以来便是常有之事。故此，能力高低与命运好坏并不是等价的。最多只能说，命运的通达程度受各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的影响。然而，社会活动能力与对社会的贡献并不是一回事，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歪才。
读读韩愈的《马说》就会明白，“能力命运说”不过是富贵者的另一种遁词。他们通过自我标榜来神话自己，利用权势来制造贫贱者“无能”的事实，借此心安理得地享受荣华富贵。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命运是什么？
秦穆公以强国之志网罗人才，赎百里奚于楚，求骞叔于虞，取由余于狄，令此辈亡国之臣、山野农夫、离乡之士一举而为佐国重臣。信陵君礼贤下士，以致城门小卒侯嬴竟一跃而为顶梁谋士。秦末大乱，致使张良、韩信、萧何由破落贵族、街头浪子、衙门小吏而成为名标青史的英雄。元末烟灰四起，朱元璋求贤若渴，才成就了刘基、徐达之辈的一世英名。由此可知，需要人才的时代、渴求人才的主政者，才能让有才之士大展宏图、建功立业从而命运顺达。否则，纵有经天纬地之能，也是晦暗无光，只有吹箫行乞的份儿。
不光形形色色的人才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着其现身或遁世的命运，普通百姓的命运也不例外。“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何其安泰。安史之乱，鸡鸣狗跳，妻离子散，日夜不宁。日军侵华，“三光”横行，积尸如山，一片焦土，百姓无有安身之处。故而，人的命运，首先是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社会大环境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一大要素。
同一大环境中，个人周边小环境也不可忽视。秦王赢政有一统天下之志，李斯、蒙田乃至尉缭子均委以重任；攻韩以索韩非，不可谓不爱其才，然李斯暗生妒意，致使韩非不得善终。魏惠王闻孙膑之才而招为上宾，庞涓横生枝节暗中加害，令孙膑形体残缺而不得不装疯逃生。除了妒贤嫉能，还有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的，不一而足。不难理解，这局部人际关系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二大因素。
在个人因素中，才干自然是最重要的。唐后主、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本无外部掣肘，可以尽情地一展身手，可惜只精于浓词艳赋、丹青卷轴，于治国平天下何益之有，最后难免亡国而沦为阶下囚。大凡乱世之秋，明君突现，天下奇才易于进身；盛世之末，上下沉迷于安乐，庸才、歪才自然当道。因此，与时代、政局相适应的特定才能，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三大因素。
应提及的是，人的才能并非天生，而是源自教育与社会阅历。如此，则受教育的条件、可能的社会活动空间，决定着个人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说，个人的家庭境况制约着其所能受到的教育和所能涉足的社会活动层次，还影响着其社会价值取向。陈胜有鸿鹄之志、得遇天时，但自小佣耕，虽有“鱼书”、“狐鸣”的小聪明，并无决胜千里的大谋略，故而终有一败。据说李自成以《三国演义》当兵书，故能胜类同朽木的明军，却在蓄势待发的清兵面前一败涂地；而农民出身的义军，视皇帝龙椅为政权，于是一入北京城便以为万事大吉，可以尽情享乐了。曹操世为汉臣，故取明挟天子暗篡汉之策；刘备本是汉室宗亲，故以拥汉除逆为号召。因此，个人既有社会地位是其才能的本源与向导，从而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四大因素。
此外，个人品格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命运。苏武不弃汉节，故遭塞外牧羊之厄运；文天祥以“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宿愿，自然壮年殒命；赫胥黎坚持真理，难免烈火焚身。李斯临危屈服，得以苟且一时；洪承寿颇“识时务”，明臣变为清吏；汪精卫两次易帜，留下一世骂名。
综上所述，人的命运是以社会大环境、周边人际关系、个人才干、个人品格、个人既有地位这五大要素共构而成的复杂系统。倘若将命运喻为卫星升空，则个人才干是推进器，品格是转向器，既有地位是发射平台，周边人际关系是气象状况，社会大环境是所在星体。个人因素欠佳，则无有升腾之力或定位错误；天气恶劣，升空也遭雷劈；星体不同，后果殊异——地球上正常发射者，月球上轻而易举，白矮星上难上加难，黑洞中则冒烟都别想。
但愿我们永远生活在美丽的地球，但愿我们时常见到太阳，但愿我们有个好爸爸，如此我们就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
| 文章录入：皮皮 责任编辑：皮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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